位于陕西省神木市的石峁遗址，不久前出土了约4000年前的骨制口弦琴，这件我国所见年代最早的弦乐器，成为了中国音乐史上乃至世界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。
石峁遗址是距今约4000年前的超大型史前遗址，是国内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城址。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、石峁遗址考古领队孙周勇说，石峁是考古界“石破天惊”的大发现，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。
孙周勇与这个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、具备象征统治权力邦国都邑性质的古城遗址有着特别的缘分。1997年他在陕北一个名为新华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考古挖掘时，起初除了零星陶片之外，并没有任何重大发现。
就在工作即将结束之际，他的团队铲平了工地里的探方隔梁，“一下子就在隔梁的坑里发现了30多件玉器，当时大家都特别兴奋。这次发现让我坚定了对自己研究方向的信心。”孙周勇说，这是他和龙山时期文明的一次亲密接触，他撰写了相关论文，期待着更大的发现。
实际上，石峁遗址并非是“横空出世”的。孙周勇说，早期曾有多批考古工作者踏查过石峁遗址，但受到当时考古技术、历史条件、交通水平等多方面原因所限，石峁遗址没能经历一个相对系统的调查和认知。
2011年，孙周勇接到上级指示，带队对石峁进行了踏查。“跑出了一张地图，有了一个宏观判断，横矗的石墙肯定是龙山时代的。2012年10月，多方专家开会后正式认定了石峁遗址的面积，并确认它可能跟中华文明的起源有关。”
神木生活环境艰苦，给孙周勇团队留下最深印象的，是租住在老乡民房时经常能遇到的蝎子。“大家开始没有意识到，很多人都被蝎子蜇肿了胳膊和腿，后来在窑洞里抓蝎子，已经成为了我们团队的‘副业’了。”孙周勇说，“我们这个团队耐得住寂寞并甘于奉献，副领队邵晶孩子才两个多月大时，他就带着孩子、媳妇和丈母娘一起在工地住了。有这样一批甘于付出的人，我感到特别幸运。”
在孙周勇看来，如果把石峁考古看作是盲人摸象的话，那么现在的工作进度只是刚刚摸到一小部分“象腿”而已。在那个还没有文字记载的年代，石峁遗址给现在的人留下了很多待解之谜。
比如，石峁城的石墙高度当时应该在4米以上，且已经具备外城、内城和皇城三重城墙形制，西安明城墙拥有的瓮城、马面等元素，石峁的城墙是一应俱全。“石峁附近都没有特别大规模的同时期遗存，那么它的敌人究竟是谁，修建这么坚固的屏障到底是想防谁？这是一个迷。”孙周勇说。
另外，石峁石墙中出土了大量玉器，玉器形状也不尽相同，有玉刀、玉面人头像等等。在一些城墙门道底部，埋有很多青年人的骸骨。石峁城墙门道大多采用青年女性的头颅作为奠基，孙周勇说：“这是一个暴力色彩比较严重的遗址，当时的统治者究竟要构建一个怎样的精神屏障？这类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。”
有人说，石峁甚至可能是黄帝部族的都邑。孙周勇说，把古人留下的物质遗存和历史传说中的人物进行直接、简单的比对，目前还缺乏直接证据、为时尚早。
“现在我一到石峁就兴奋。”孙周勇说，遗址考古的价值就在于此刻与时光的交汇，它教会我们珍惜，教会我们过优雅、细致、文明的生活。
在考古专业人员的攻坚下，石峁遗址正缓缓褪去它神秘的面纱。